字节游说华盛顿开支去年翻十倍,腾讯、中芯也加入进来
2021-02-05 01:20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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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于晚点早知道

文 | 陈耕

编辑 | 黄俊杰

整个 2020 年,有 44 名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任职的前公务员,代表字节跳动在美国约见自己曾经的同僚。他们拜访了包括商务部、国土安全部、财政部和白宫办公厅等机构,为阻止 TikTok 猝死而奔走。

为了请这些人,字节跳动花了 261 万美元,大约为 2019 年的十倍。

对于外国公司,华盛顿是一个权力迷宫:当生意在美国遇到监管问题,就需要一个引路人,理顺错综复杂的法律和政策,甚至帮公司高管和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的实权人物午餐面谈,创造解决问题的机会。

在美国,这类引路人被称为职业说客。2020 年,美国注册在案的职业说客有 1.1 万人,通过他们花出去的游说费用有 35 亿美元。这些钱被用于支付说客工资和差旅费用,举办活动邀请政府官员。

伴随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转变,中国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聘请说客。

特朗普输掉了总统大选,而他掀起的 TikTok 风波仍未平息。根据他在 2020 年 8 月发的两道总统令, TikTok 北美业务要么被关停,要么从字节跳动中剥离出来。

字节跳动曾试图和它的美国投资者,以及甲骨文、沃尔玛公司达成一项重组 TikTok 全球公司的方案。自 2020 年 9 月起,方案尚无进展。同时,美国地方法院暂缓两道总统令生效,使 TikTok 美国业务暂时免于关停。

按美国法律要求,职业说客每个季度都要向国会报备当季的游说对象、议题和花费,国会也按季度发布这些信息。非营利组织 “响应性政治中心(CRP)” 将这些信息整理并在线上公开。

2019 年字节跳动在游说上花了 27 万美元。在 TikTok 美国艰难求生的 2020 年,这个数字翻了将近十倍。

微信同样遭到了两道总统令的打击。第一道也在 2020 年 8 月发出,威胁关停微信,第二道则在今年 1 月发出,威胁关停微信支付、QQ 和 QQ 钱包。

腾讯在 2020 年初首次聘请职业说客,不过前两个季度的支出总共不到 10 万美元。但在总统令颁布后的第三、四季度,腾讯的花费总计约 140 万美元,它的 15 名说客主要和美国商务部、财政部沟通,而商务部正是总统令的执行部门。

现在,腾讯的说客可能在应对特朗普的第二道总统令。这道总统令威胁封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。

支付宝的准备会更充分一些。为将淘宝挪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“假货市场” 名单,阿里巴巴早在 2011 年就开始游说。2020 年,阿里巴巴雇了 25 名说客,在游说上花了 316 万美元,比上一年多了 50 万。

按照美国法律,拜登有权执行、更改或废弃特朗普发布的总统令,但他还没有就这几个针对中国公司的总统令发表看法。

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在面临被美国政府打压的风险之后才聘请说客,试图和政府沟通。

例如旷视科技和中芯国际也在 2020 年首次游说华盛顿,契机都是美国政府的管制清单。2019 年 10 月,旷世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,因而采购美国产品、使用美国技术受限。它从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始游说,全年花了 42 万美元,只请了两名说客。

2020 年 9 月,路透社曾报道,中芯国际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。中芯国际对华盛顿的游说在同一季度展开。7 月到 9 月,它花了 50 万美元。12 月,中芯国际先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和国防部的 “军工企业黑名单”。从 9 月到 12 月,它花了 260 万美元。

中芯国际共请了 4 名说客,都走过旋转门,曾担任国会议员的法律助理、幕僚长和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雇员。据公开记录显示,中芯国际说客的主要工作之一,就是解决清单的影响,包括对中芯国际购买美国半导体产品、美国投资者交易中芯国际股票的限制。

但他们的背景在游说行业内并不出众。相比之下,字节跳动的说客团队就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同学、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助手大卫·厄本(David Urban),还有前任众议员。

华为前外部事务总监普拉默(William Plummer)和布鲁塞尔 Alber & Geiger 事务所的一名顾问曾向记者表示,有事才游说确实是中国公司的风格。此时政府已经有了不信任的预设,要扭转观点会更难。而更好的方法是,在官员对这些公司还没有倾向时就及早介入,使他们的态度向有利于公司的方向转变。

小米、商飞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被列入美国的军工企业黑名单,它们到 2020 年年底前都没有游说活动,没有提前沟通。

华为的游说开支变化能说明游说影响力的边界。2019 年,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,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,谷歌限制自己的软件服务在华为手机上使用,使得新款华为手机在海外毫无竞争力。多事之年,华为花了 300 万美元游说,金额是历年之最。

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好转迹象。华为在 2020 年大幅削减了游说开支,只剩不到 50 万,上一年的六分之一。

当美国政府决定用 “国家安全” 和 “公民隐私” 打击这些科技公司的理由时,游说团队已经很难改变什么了。

不过即便中国公司不进行游说,竞争对手也不会停下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从知情人士处获知,2019 年 9 月 至 10 月,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曾在与特朗普和数名参议员的私人会议中,谈及 TikTok 对美国互联网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。

Facebook 的 2020 年游说支出将近 2000 万美元,比苹果、谷歌和亚马逊都高。这四家公司都是 2020 年美国国会反垄断调查的对象。亚马逊花了 1800 万美元,谷歌、苹果的支出都不到 1000 万,比 2019 年还略有减少,但都远超中国公司的投入。

在特朗普时代,中国科技公司的游说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——至少公开的案例没有显著改变。未来,则将取决于拜登的对华政策,目前尚未完全铺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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